天津落后了！世纪之交，她仿佛已成明日黄花，尽失颜色，在矛盾交织中走向彷徨、迷惘。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同为直辖市，北京变化了，上海起飞了，重庆崛起了，而积淀了丰厚历史的天津，曾为洋务运动先锋的天津，其经济实力却止步不前甚至下落，与其特大城市的地位不相匹配。天津究竟怎么了？

　　上世纪80年代，天津尽得改革开放的风气之先。1984年，天津与上海、广州、温州、大连等其他13个沿海城市一起，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首批对 外开放城市。1986年，邓小平为天津开发区欣然题词：“开发区大有希望。”同年，美国驻华使馆前商务参赞乔治黎致信美国国务院说：“天津开发区拥有中国 最好的投资环境，这里很可能是中国最好的投资区域。”

　　经过数年的发展，摩托罗拉、丰田、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大众、三星、LG、BBA、正大等跨国巨头云集天津，在这里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遗憾的是，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进一步深化，天津在沿海城市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却日渐弱化。上海、广州等基础雄厚的特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保持着强劲 的发展势头，宁波、青岛、大连等城市的实力也迅速提升，唯独天津一直止步不前。2006年，天津GDP排名在全国城市中不算很落后，但与上海、北京这样同 等类型的城市相比，却不可同日而语，甚至被苏州和深圳抛在了后面。从人均收入看，天津位次更加落后，被一些后发城市挤到了第31位。

　　让我们把焦距拉向更远一些的历史，重温天津曾经有过的辉煌。

　　津，在中国古汉语中有渡口之意，天津，便是天子渡河之地。地位自值要冲，成为拱卫京师的畿辅重镇。永乐二年，明朝在天津设卫，“天津卫”一称由 此形成。由于拥有河槽、海运和芦盐之利，自清以降，天津人气渐增，迅速发展成为北方重要的商业中心。咸丰十年被迫开埠后，天津和中国其他沿海城市一样，被 迅速卷入了近代化浪潮。

　　辉煌伴随屈辱。随着清朝北洋系重臣和民国北洋政府的经营，“南有上海，北有天津”一说迅速风靡全国，为天津人增加了一份自豪的砝码。清末到民国 28年，天津金融曾一度超越上海，沪上的上海、浙江实业、浙江兴业三大行的实力，远不及天津的金城、盐业、中南、大陆四大银行机构。1928年开始的民国 “黄金十年”，上海财富效应迅速增加，天津比较优势有所下降。

　　此后战乱频繁，直到解放后，经过暴风骤雨般的资本改造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打破了原有的经济布局，确立了全国一盘棋的发展思路。天津也在迅猛的 工业化进程中，奠定了在新中国经济布局中的地位，逐步发展为中国重要的综合性工业基地之一，其中以海洋化工、石油、石油化工最具全国意义，并成为全国主要 纺织工业中心之一。

　　今天的天津，能否重复昨日的辉煌？新的市场经济时代，她还有复兴的机会吗？

　　2006年3月，《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2020年)》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审议通过，根据规划，天津被定位于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 中心和生态城市。2002年，前央行行长戴相龙担任天津市长，这个城市的面貌开始发生变化。2007年3月，天津市委完成换届工作，有丰富沿海工作经验的 张高丽入主天津。

　　新与旧的理念，在碰撞中涤荡出新的火花，挑战着被传统熏陶惯了的天津人。经历了保守与创新的拉锯战后，天津，正在赢得全国乃至全球的聚焦。历史的天平再一次向天津倾斜。

　　然而，这似乎并不意味着天津人就可以从此长舒一口气了。对任何一个城市而言，地方领导班子转变观念固然重要，基层的具体执行力度也十分关键，而 天津似乎正在遇到这样的难题。经济发展的规律早已证明，城市的发展是一个浩大的综合系统工程。天时、地利、人和三位一体，才能一日千里。随着中国工业化进 程普遍加速，这三个条件并非天津一家所能独享。内外资经济的两级分化更是天津未来的发展瓶颈。天津要发展，必须先走出结构失衡的阴影。

　　在挑战中生存，才能实现资本和价值的最大化。本刊希冀通过这组文章，把一个矛盾和冲突中的天津展示给读者，使大家对目前的天津有一个全景式的立体印象。

　　我们期待，天津能搭上新时代的快车，在涅中浴火重生。

混沌的天津

滨海新区建设如火如荼为天津挣足了面子，北方经济中心的政策倾斜更是为疲软的天津发展注入了一针兴奋剂。对天津来说，搭上“国家战略”的快车，圆梦 “北方经济中心”似乎已不遥远。但也有专家表示担心，面对新的历史机遇，天津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中国地方经济发展中的诸多通病。欣喜之余，天津能否走出混 沌？

2006年3月22日，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2020年)》。会议指出，要努力把天津市建设成为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
2007 年1月28日，天津市市长戴相龙在天津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高调表示，“要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要按照世界一流标准，提高深水大港等 级，发展现代临港产业和港口经济，把天津建成国际港口城市，把滨海新区建成高水平的现代制造业和研发转化基地、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加快建设 北方贸易中心，建立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增强城市聚集力和辐射力，努力把天津建成中国北方经济中心。”
在中国，地方如果得到中央的政策许诺后，恨不得所有产业都在自己那里发展，而经济发展中体现的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很容易受到忽视，地方发展中屡屡出现混沌的状态。

混沌之一：财富转移还是创造
国家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梅新育认为，从天津的发展情况来看，不能再重走争优惠政策的老路。改革以来的30年发展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各个地方、各个部门特殊政策争得太多，使整个国家政策、法律法规的严肃性和统一性受到极大的损害和挑战。
梅新育对这种思路表示质疑，并建议从根本上进行调整。“我们不应该再打改革这个旗号。现在的优惠政策不是激励地方如何通过提高效率创造更多的财富，而是鼓励地方把心思用在怎样通过政策实现财富转移上，这样反而容易把地方的发展往邪路上引。” 梅新育对《财经文摘》说。
对 于目前地方“中心”概念层出不穷，过多地设立这个区那个区，然后给予地方利益丰厚的特殊政策，梅新育直言不讳地对《财经文摘》表示：“恕我直言，这是为寻 租创造条件。希望中央能把给特殊政策的思路扭转过来。天津的发展应该立足于把已有的政策用足，而不是寻求更多新的政策支持。天津现在也出现这种争政策争资 源的苗头，原因就在于能够利用这些政策给自己带来好处。”
在北京待过的人都感受到北京确实繁华，但出京城几十公里就可以看到另一番贫困景象，而不 像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那样，在中心城市的带动下，周围上百公里都是一片繁荣的景象。“天津的发展应该为自己做出准确的定位，前提是不能寻求损害整个国家利 益为代价的所谓辉煌。天津的发展也不能再像北京那样从周边地区抽水，而是应当着眼于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 梅新育说。
专家的看法是天津的发展应 该立足创造财富，而不是通过财富重新分配的办法实现所谓的发展，同时，整个城市的发展要考虑环境承载能力。从整个环渤海地区来看，渤海已经成为全国所有海 域污染最重的一个，环境透支相当严重。“历史上北京、天津有不少的水域和河流，你看看这些地方现在还有没有水？” 梅新育苦笑说。
在南方，环境容 量大一点儿的地方，环境支撑力较强，而华北一带环境容量的压力显得特别明显。梅新育认为，天津港与上海相比也存在先天不足，污染和泥沙淤积严重，不适合做 深水港，如果硬要将天津作为北方海运中心，还必须考虑天津与其他环渤海港口的协调配合，北方航运中心不应是天津一家的专利。

混沌之二：超前规划还是哄抢地皮
对于天津滨海新区，梅新育认为其经济指标还是较为领先，可以成为今后发展依托之一。对此，中国管理科学研究 院研究员李开发也有同感，并从城市规划角度分析认为，天津近期有两个巨大发展空间：第一就是天津滨海新区，可以全新模式引进一些高新科技企业和龙头产业； 二是作为经济承载区的京津唐发展带开始凸出，这是天津发展机遇的外部条件。但遗憾的是，天津最近的发展现状是大家都忙于抢占路边用地，其中很多建设都是和 未来的发展方向矛盾的，导致路边高地和腹地之间的规划难以协调，从而增加了投资损失和建设成本。
李开发认为浙江的经验值得借鉴，他对《财经文摘》 举例说，“浙江的城市往往以一个产业为龙头，周边15公里都是围绕这个产业展开。沿道路10-15公里本来应该是纵深发展区，而现在天津道路纵深发展区的 规划管理工作做得一塌糊涂。北京作为首都现在已经重新定位，不符合其定位的有可能会转移到京津唐其他地方去。如果布局不好，就无法吸引这些产业入驻，这对 天津来说是很大的损失。”
据李开发考察，江浙一带的城市发展过程，每个城市都是一两个主导产业发展突出，在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有一定的地位。形成 越发展越优先，越发展越先进的良性循环，当地就业也就不成问题。“现在天津必须研究好本地产业的优势究竟在哪里。对现有产业要进行归类，凡是没有前景的应 该限制甚至淘汰，而有潜力的产业要重点发展，经过几番淘汰和重新定位，才能符合城市的发展方向。具有比较优势，最终达到一日千里的效果。”李开发说。

混沌之三：建筑孤岛还是宜居城市
梅 新育希望天津整个城市走精品城市的路线：“天津的环境容量决定了整个城市规模不应该发展过大。环境、水源等问题对这个城市的约束很强。这就决定了这个城市 不能无限膨胀和扩张。天津的发展不要盲目追求GDP取得规模的增长，要着眼于追求地方发展能为地方增加更多收入这个思路。”李开发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他 认为，宜居城市和精品城市是两个概念。所谓精品城市是以一个产业为基础，整个产业在城市及其周边形成完整的链条，而整个城市发展定位很清晰，经济发展速度 快，整个城市的资源条件以及其他协同、配套产业发展符合主要产业的需要。“天津不具备发展为精品城市的条件，因为其城市规模和产业集群都比较大，这个城市 更适合将宜居城市作为终极目标。”
如果从宜居角度看，天津需要改善的问题很多。“城市大气污染、尾气污染相当严重，‘不宜居’已经成为天津城市的一大特征。现在应该将天津的产业发展重新定位，将一些没有优势的产业淘汰出局，进行换血。”李开发说。
交 通，交通，通而不畅，这一直是包括天津在内的中国城市面临的极大挑战，是城市改造中无法回避的战略性问题，也是天津建设宜居城市无法回避的事实。国外，一 个地区要建多少住宅楼，多少写字楼，多少配套商业，从而满足大多数人能在就近范围就业的需求，这些都有严格的技术规范标准。李开发特别强调：“城市布局是 否合理的一个标准，是使城市中人群居住和办公距离最近。如果大部分人都能在20分钟或40分钟内能从家里步行上班，一般这个城市不会出现交通拥堵的问题。 天津现在的城市布局和交通组织也开始出现类似北京的毛病，必须对规划作出调整，在居住建筑周边地区开辟写字楼群。”
《天津市“十一五”规划纲要》 提出，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计划达到36.4%。2007年初，天津确定了今年完成2600万平方米绿地建设的任务，届时，全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要达到35% 这一创建环保模范城市的指标。但李开发对此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从城市布局来说，绿地太少，城市每个小区为拓展空间，将绿地挤压，天津在这方面表现得比较 严重。参照国外经验，城市建成区中至少要40%的绿地，但这个绿地指标应该是扣除道路绿地等沿边绿地的结果。”

混沌之四：复制南方还是独具特色
从规模上看，天津当然是特大城市。“但不要一谈到天津就拿北京、上海和它比。话说回来，是不是所有城市都要 像北京、上海那样，搞出那么庞大的人口规模？在这种城市居住的居民生活能否舒适？我2000年来到北京，看着城市一天比一天堵。一个城市搞得这么肥大我看 不见得就是好事。”对此，梅新育显得十分忧心。
目前，南方地区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很多地方人力成本正在上升，产业有向北方转移的趋 势。北方地区的不止一个地方政府提出要抓住产业转移的机遇，天津自然也不甘落后。但梅新育对此并不乐观，他认为，“天津卫的发展应该建立在更高层次的基础 上，注重效益，不应满足于收获一大堆漂亮数字，不应该再重复南方地区的发展模式。因为南方地区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产业群落，即使成本上升也能生存下去。要 动摇其地位是很困难的。再就是南方区域中心对周边地区的发展带动很明显。如果天津仅仅建立在吃人剩饭的基础上，经济发展对周边地区的带动结果不会理想。”

混沌之五：京津互动还是各自为政
作为与首都紧临的城市，天津注定要在首都的阴影下发展，因为强干弱枝的格局决定了枝条难以比树干还要粗壮。 梅新育分析认为：“解放前天津的经济比北京发达，那是特殊历史背景的产物，当时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这种历史背景是不可复制的，也是中国人要努力奋斗进行 改变的。一旦中国获得了独立主权，这种优势也就丧失掉了。天津和北京的发展确实存在冲突的问题，原因在于定位失当。城市的发展不要去追求一些好高骛远的目 标。”
一些专家相信，中国不可能像其他国家那样，把首都的功能分出去，北京的经济中心地位很难动摇。对此，梅新育的态度直截了当，他说，现在 不要在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上争论不休，中国该考虑的是迁都，因为定都北京的历史条件已经消失，而天津的存在是因为它对于北京有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比如眼 下，天津正在全力争取所谓金融实验区的地位。“天津不应该争取这种不切合实际的目标，中央把这种政策优先给了天津也是不合适的。” 梅新育补充说。
而李开发则不以为然，他分析说，天津成为北方经济中心有一定的条件。以金融为例，尽管目前的北京云集了大量的金融机构总部，但这并不等于北京就有条件成为北方金融中心，因为北京的城市定位已经改变，不再是经济中心。作为金融中心形成的条件是其产业依附性。
“如 果经济中心在天津，工业中心自然也在这里，所形成的产业集群可以在金融领域形成巨大的调节作用。比如过去上海纺织、石化、钢铁很发达，在旧中国就名列前 茅，很自然地演变为中国东部的金融中心。而北方将金融中心定位于天津，如果有产业作为依托，金融贸易自然也会在周围进行交割，所谓金融中心的地位形成也就 顺理成章。但前提是，天津的城市发展和规划要与产业发展协调配合。”李开发说。

又爱又恨：一个买办后裔说天津

“话说天津卫，地处九河下梢，八方居民杂处，满街上跑大洋钱，大河里捞元宝，这才是天下太平，百业兴旺景象……”
若干年以前，津派作家林 希在他的一部小说里面这样描述近代的天津市井商业。由于受到英、法联军坚船利炮的挟制，自1860年被迫开埠通商之后，天津迅速登上中国近代历史舞台，成 为北中国的一座政治、经济重镇，“百业兴旺，商号一家毗邻着一家”，几成风云骤变的天津城一度延续的不变基调。林希家族则是这一时期的亲历者和参与者。
1935 年，林希出生在天津大直沽侯家大院，这是当时北中国一个显赫的买办家族，家境富裕、门第高深。这个家族在风雨飘摇的天津城里维系了超过半个世纪的鼎盛岁 月。林希的曾祖父侯春源，人称侯六爷，十九世纪末叶至二十世纪初叶日本三井洋行的中国掌柜，署理中国业务；祖父侯晋泰，在洛克菲勒财团下辖的天津美孚油行 任职；父亲侯凤翔，袁世凯创设的大直沽海军大学学员，后出任天津塘沽大坂公司襄理。一家三代均为洋人主事中国。及至最后，因为子弟纨绔、人心不振，加之时 局动荡浮沉无定，家道终于败落。
林希适逢其时，看到了一个家族的衰颓没落和一座城市的世事更迭，日后又将之逐一收于笔底。20多年间，林希一直致力于讲述天津。他放大了天津。在以天津市井为背景的横切面上，他以一种轻巧曼妙的笔触，向世人再现了一个不为外人知悉的天津的过去时代。
林希与天津的关系如此密切，很难找到第二个如此适合去讲述天津的人选。这个在天津土生土长的外省人的后代，他将如何看待自己与天津的关系？如何评价与阐述这座城市？他会从什么角度着手进行观察？
一个夏日的前晌时分，本刊记者在天津市作家协会见到了林希。这里是他曾经供职的地方。1956年，备受株连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小成员林希，在这里遭到解职，后又划为“右派”投入农场改造，被天津抛弃。
握 手寒暄之后，72岁的林希着一袭樱红色T恤坐在记者面前，语调不高，神情淡定，但是言无禁忌，风趣幽默。健谈是他的特点，持续两个小时的谈话间隙他只匆匆 喝上一口水。谈话完毕，这个回归现实的人笑着自我打趣说，今天真是太放肆了——看得出来，他已经有年头没有这样兴之所至激切放肆了，因此显得十分惬意。

我与天津
“我要是赶上改革开放的时候，早就离开这个地方了，这个地方不养人。”

《财经文摘》：先说说你本人在天津的生活吧。
林希：我一不懂政治，二不懂经济；一不是代表，二不是委员。就是一介天津市民。我经历了三个时代。一是日本占领天津的末期，“七七事变”是1937年，我记事时是1942年；然后是国民党时期，看到了国民党的崩溃；再是新中国建国，共产党接管政权。
我的背景很复杂。曾祖做洋务，为日本人打理业务，祖父和父亲都是洋行职员。我1955年赶上反胡风运动，被定为反革命，1957年又遇到反右派运动，被定为右派分子。这是我的个人背景。

《财经文摘》：你是地道的天津人吗？
林希：应该是地道的天津人了。我是天津侯家第五代，赶上一个大家族崩溃的尾巴。

《财经文摘》：说说你的家族。
林希：我们家族和中国多数家族一样，经历了创业、守业和败落几个阶段。老太爷在日本三井公司做事，这个公司当 时做贸易，是个大财阀。对中国出口日本产五金产品，对日本出口中国土特产、皮货，还做一些政治性的业务经纪，当时有些钱是不通过银行在两国间流转的，比如 日本政府给清政府的国家贷款都是通过三井公司划到中国，中国的赔款也是通过三井公司划到日本。
我们家是慢慢瓦解的。守业一代没出现大人物，到我父 亲手上不再经商，因为经商的让人看不起，赚了钱就赶紧让孩子念书，都是文化人。这时候又酝酿了危机，因为西方文化在天津盛行，一夫多妻、吸毒、玩乐，家里 但凡有一个子弟变质学坏，家道就会出现败落。到我父亲这一代，就出现几个弟兄学坏的。我父亲娶小老婆，我的叔父抽大烟、赌博。富有家境解放前基本败光。

《财经文摘》：关于过去，有什么深刻记忆？
林希：中国人在外国洋行里做主管，当时绝对是一霸。我就问我祖父，你们财团这么厉害，义和团杀洋 毛的时候怎么没杀你啊？他说义和团杀信洋教的洋人，我们家不信教。另外，我们家也买通了义和团，给他们提供场地，他们在我们大院里设有一个坛口，有事就在 那里集合策划，负责坛口的大师兄每天要到坛口来巡视。
有一天晚上很可怕，义和团杀上门来，火光冲天，人山人海。全家人都跪在门里门外战战兢兢地祷告。平时买通的大师兄出来阻拦，说我们家积德行善，不能杀。那时候买通大师兄也不像现在买通官员那么麻烦，还得送车送钱的，也就是十块八块大洋，家里吃剩下的馒头和肉让他带点儿走。
1900 年前后是八国联军时期。那时出现了义和团。全天津的义和团一共有五十万成员，在每个地区会设有一个大的坛口，每个大坛口下面又再分设四个小坛口，就是分支 机构。大师兄是坛口的公众领袖。他说杀谁就杀谁。你要养一个坛口，就得给他钱，算是活动经费，然后他就会保护你。
那时候地方政府陷于瘫痪，知府、 知县全都出逃。不过时间很短。八国联军过来后，天津就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再后来袁世凯到天津来做直隶总督。这是个大发展时期，袁世凯这个人有头脑，在海 关方面制定了很多政策，比如对洋人怎么征税，对民族工业怎么征税，这些措施使天津很快发展起来，社会也经历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

《财经文摘》：你小说里面，有一多半以近代天津为叙事背景，这样处理有受什么外部因素的促动吗？或者想说明什么问题？
林希：我的小说里面，有一半是写旧时代的腐败和市井，我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些来看到当前的现实，我想看看这种反讽能否在民间唤得影响和清醒。现在来看，有些人是看懂了的。
什么叫做旧，什么叫做新，什么叫做不可逾越的底线，而是谁又在破坏这个底线。我想表明这样一些东西。

《财经文摘》：你曾有计划要写作一个《天津百年》的系列长篇，有结果了吗？
林希：基本上写完了。但是，《天津百年》的写作计划也在变化。原来很天真，想写写从1900年一直到2000年100年来天津城的变化，写到1945年的时候，忽然发现写不下去了。

《财经文摘》：为什么没写下去？
林希：没办法写。要么往好里写，歌功颂德，要么写一些可怕的。

《财经文摘》：怎么讲？
林希：贫富之间、三教九流，过去都是在大一统的儒家文化熏陶之下，结构出一个和谐社会。有钱人家，不能欺负穷苦人。 穷苦人有穷苦人的规矩，富人有富人的规矩。拿我们家族来说，接近上层社会，从不歧视和欺压穷苦人，家里有奶妈和佣人，意识上却是平等的。不像现在那些新贵 们，使用保姆那么苛刻，使用贫穷人那么不道德。
老一辈人坐车，车子不要进到胡同里，在胡同口就下车步行回家，沿街跟街坊邻居见面问好。现在的显贵，恨不得把汽车开到坑头上去，谁敢看他一眼？旧时期有等级，贫富阶层存在财富上的距离，有人家财万贯，有人穷得没饭吃。但是，情感上、心灵上有相通的地方，人与人之间相互同情，精神上、心理上没有太大距离与隔阂。穷人安于命，用劳动力赚钱养活自己，绝不去骂街，仇富心理也很淡。贫富之间相安无事，社会能够稳定发展，这也是天津在过去能和谐繁荣的主因。当然，后来的对立情绪都是煽动起来的。
《财经文摘》：你对天津有感情吗？那么多城市，为什么独独定居天津？
林希：怎么说呢，我生在这儿、长在这儿、活在这儿，是有感情的。对于我这个层次的人来说，这个城市还适宜生活。在经济层面我算是中上层。当然，要在北京、上海是算不上的，在那些地方喝个茶就要四五百块，做不到。
在天津，我们还能参与中上层消费。经济上还可以。买一套房子不到三十万，在北京就得几百万元，我要买不起，也得住庙去。至于人际交往氛围，天津有一批中、高档层次的文化人，我们这些人还有一些交往。
另外，天津的环境不是太敏感，是很麻木的。你不惹他、他不管你。所以对我来讲，现在的生活状态，不叫如鱼得水，也算是还能生存。

《财经文摘》：如果有可能，会选择待在天津吗？
林希：当然，我要是还年轻，早就走了。我1955年下放工厂，1957年被打成右派， 1958年进的农场。那时候我才二十岁。1962年出来以后，又去农场做勤杂工。平反的时候已经是四十五岁，人生的大好年华全部浪费。重新取得做人的尊严 是在1980年，那时候我已经没有机会，能往哪儿去？
我要是赶上改革开放的时候，早就离开这个地方了，这个地方不养人。我曾跟几个朋友说起过。现在的社会，竞争如此残酷，要想成功，只有两个极端：要么你非常优秀；要么你非常坏，能把所有的人都推到陷阱里去，你做坏事儿，巴结领导，也许还能得势。

我看天津
“改革开放初期，我到南方去。苏南经济刚刚起来，那边的集市热闹得可怕，卖服装的，人挤人，全身都是汗。有人背着大包小包，一包衣服几百块钱，回到家里可以卖出两三千元。都是哪里人？四川的、湖北的、湖南的，找不到一个天津的。”
《财经文摘》：你印象中，旧时期的天津城是什么样的？

林希：旧天津也是非常繁荣的，天时地利，占尽优势。这里九河下梢，水汉码头，是最早开埠通商的商业城市之一。在我印象中，即便是日本占领时期，也有 各国的银行、商号，百业兴旺。到天津来做生意的，就没有不赚钱的，什么生意都可以做，而且谁都可以来，西洋的、东洋的，西北的、南方的。天津是包容性很强 的城市，至少不排外，谁来到这里都可以立足。

《财经文摘》：机遇很多？
林希：天津的发展机遇很好。天津人自己也讲，大洋钱满街流，就是说只要不懒惰，没有不良嗜好，在天津的就业机会是 太多了。小时候的印象当中，除了洋行职员和独立经商的，底层民众几乎没有固定的工作，每天涌到码头上去，让船主挑选，筛剩下的就涌向另一个码头，就业机会 是很高的，每天都可以混到一口饭吃。
各地的灾民都往天津涌，天津养得起这些人。各方面的人才，都可以在这里施展才华，有才华就经商。

《财经文摘》：什么原因造就了这种局面？
林希：当西方资本进入中国的时候，渤海湾像一个大钳子口，北有大连，南有青岛，他们却没有能够留住 西方资本，因为那时的大连和青岛还不具备西方工业落脚的条件，没有电，交通不行，当地人的文化素质很低。西方资本必须穿过渤海湾进入天津内陆，因为天津有 电，交通发达，而且有两三代积累的手艺人，这些人虽然不会使用现代机器，但是很快就能适应，学会使用机器。
西方资本选择天津是有道理的。北京当时 还是一个土里土气的城市，人很守旧、排外，生活规范、严格而挑剔。天津不是，你穿平底鞋行，穿高跟鞋也行；穿袍子马褂行，穿西服打领带也行，没有人干涉 你；吃牛排可以，吃生牛肉、生鱼也可以，就是这种软环境使天津很快繁荣起来。谁都可以在这里生活得很舒服。

《财经文摘》：现在还有这种优势吗？
林希：现在情况不一样，青岛、大连都具备了能使现代工业落脚的地理条件和人文条件，所以国外资本就没有必要再选择穿过渤海湾来到天津。韩国的资本选择了青岛，日本的资本选择了大连，这样一个钳子口就把天津给钳制住了，所以天津就失去了这个优势。

《财经文摘》：天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丧失优势并且滑落下来的？
林希：1949年之后，天津的地位还没有滑落。虽然计划经济时代全国成为一盘棋，把生产关系、生产力、智商和能力都拉平了，大家同做一锅饭，但在铁政策制约下，天津还有许多外来刺激，最初期弱势并没有显现出来，和上海等城市的差距也没有显现。
计划经济的拔节在南方很快，在北方很慢。到后来，计划经济使天津一下子土崩瓦解了，这个过程很突然。原因在于，天津对计划经济的依赖性太强，离开体制自己就没有造血机能，没有准备，没法活。
举 个例子。计划经济时代，自行车是天津的一个龙头产业，上海有凤凰，天津有飞鸽。在生产计划经济品牌时，上海自行车产业有人才、有办法，更新换代研发新产 品。这时候天津还在按部就班搞生产。原来的车子能承载一百斤，可能会考虑让它承载二百斤，把土豆、山芋都驮上。可是当农民不再需要自行车，天津的自行车就 变成了一堆废铁。
我曾说，自行车一个产品、一个牌子做五十年，这种事情只在天津有。不具备档次，又没有品牌，尽做那种傻大笨粗的车子，不完蛋、不挨饿你能干什么？
这 就是计划经济把人的思想给板结住了。最可怕的不在底层社会，而是管理层。管理层的思想板结使天津失去了机会。所以，天津的管理层要负责，官员也要负大责。 等着上面，死抱铁饭碗。企业官场化、机关化，管理层都在想着怎么升级、怎么迎合上层领导的喜好、怎么制造数字，不去想怎么参与革新。
这种政治的、体制内的运作非常精明，这种精明运作又出现了很多愚昧的经济家，或叫实业界人士，政治上越精明，实业上越无能。二者一结合，就出现了天津这么个怪胎，嘴巴上一个比一个好用，干活是一个比一个差劲。
　　
《财经文摘》：可你怎么解释，当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很多后发城市纷纷摆脱颓势振臂而起，天津却一直不见动静？
林 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南方动起来。南方为什么动得快？没有负担，天高皇帝远，不运作起来就没法生存。在改革开放这一大的动作当中，不能早一步，就会落后 十步，南方就是不等中央政策下来就先动起来的。当然，第一桶金来得并不光彩，南方沿海城市致富大都来源于走私，之后，才开始正常进行运作。
天津有怨言，说南方一些城市有政策、有投资。我们就等中央指示。于是乎，天津慢了一步。都想做最好的官员，不犯错误，把时机错过去，经济萎缩。

《财经文摘》：你很为此担忧吗？
林希：有一次在天津开会，有关方面召集一批社会贤达听取意见。我最后一个发言，我说，诸位将要看到一个世界性大都市由繁荣走向衰落直至消亡的全过程。天津在慢慢消亡。当时全场哑然。怎么讲，因为人心不思进。这跟天津的市风也有关系。

《财经文摘》：是不是说天津人自身存在一些局限？
林希：天津人懒惰。现在全中国哪里还能看到几十个大小伙子在立交桥底下打扑克？天津有。街头巷尾下棋的，两个老头儿在下，几十个年轻人围着看，一看就是几个小时。
记得还是改革开放初期，我到南方去。苏南经济刚刚起来，那边的集市热闹得可怕，卖服装的，人挤人，全身都是汗。有人背着大包小包，一包衣服几百块钱，回到家里可以卖出两三千元。都是哪里人？四川的、湖北的、湖南的，找不到一个天津的。
天津人不出门。现在你们去看看，到深圳去的天津人都是被赶走的，被踢出去的，天津不要他，混不下去了。真正的天津人，到深圳、海南去的很少。

《财经文摘》：什么原因使天津人变成这副模样？
林希：一是这个地方好活，好歹在天津我也有口饭吃，何必跑到外面去冒风险？所以天津人历来不出门。也难怪，早期天津确实就业机会太多，好歹也可以卖把子力气。
计划经济时代，天津有那么多国有企业，重工业轻工业，光炼钢厂就六个，机器厂十几个，纺织厂也很多，需要的人手太多。那时候没有失业人口，男女老少都在上班，孩子一到16岁就进厂当学徒。但是现在你看，天津所有的服装厂都倒闭了。
难道现在的人都不穿衣服？不是，是被淘汰的。技术过时。他们采用的是日本占领时期的纺织技术，从1942年一直延续到上世纪90年代，谁要？
思想的板结，不思进取，使天津在改革开放20年间失去了一个大好机会。所以天津就面临今天的状况。这次中央政府下定决心，要使环渤海地带经济复苏，在天津是又换班子、又进行投入，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财经文摘》：最后一次机会？怎么说？
林希：经济要起飞不是天津一个地方的目标，全国都在这次机会里面挣扎。现在根本不必再去设想和西部竞 争，已经不可能。西藏、新疆已经起来。他们的经济潜力是太大了。跟陕西也不能比，他们有军事工业。天津现在只能跟黑龙江、宁夏等少数几个地方站在同一起跑 线上。这些地方如果发展起来，天津就没有机会了。
这些地方人口少，土地资源多，现在的金矿、煤矿、油田、汽田又相继被发现，那就是潜力，很快就会发展起来。天津有什么资源吗？什么都没有。除了一点点海水，再也找不到刺激造血机能的资源。如果再失去这次机会，没有人会等你。
以后还会有机会吗？西北、东北都起来了，天津会变成什么样？怕是连个消费的地方都不配。过去的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天津是个大的消费城市，现在人们吃喝玩乐都不上这儿来，他们是去深圳吃喝玩乐。

《财经文摘》：你是否可以评价一下这座城市？
林希：我这个人很另类、很讨厌。有一次天津开会，谈到天津的主流媒体报道天津发展得多么好，说 人均年收入达到3500到3700美元。我插话说，如果天津人均收入是3500美金，以我的收入，也远远达不到。面对这种大好形势我感到惭愧，我没有给你 写出来呀。当时有满堂哄笑的，也有很讨厌的。
说这个发展多少那个发展多少，关键要看看天津老百姓的实际生活。要我概括起来就是：百业凋零、人民贫 困、精神萎靡、官场腐败。天津人卖一瓶矿泉水还要顺带着把瓶子当废品卖出五分钱，是真穷。下岗工人月收入多少钱？七八百块钱，这还算不错的。不是说老百姓 会过，会省钱。不是。天津百姓普遍贫穷，你们看到的都太表面。

《财经文摘》：有没有打算以纪实性的文字如实写一写天津？
林希：有人对我说，林希你写一本吧，关于天津怎么会沦落到这个地步的。我说你先给我在湖南买一套房子，等我写完就跑那儿去。（为什么？）因为湖南离天津远啊。我要是把书写好了，就在天津待不下去了。